美德,角色,风气:清末到变迁的一个新视角

作者:未知

  〔摘要〕 从清末到,中国的产生了一个的变化。变化首先表现在领袖的变更:留美的胡适等人迅速崛起,了尚处盛年的严复,梁启超等人。胡适主张,“小心求证”,代表了一种“美德”,与近代“如实直书”,科学治史的发展相类,又衔接和重振了“辨章,考镜源流”的。由是“”的学风了清末热衷“通论”的风气。学者之治学,受此风气之。向风气,展人所认可的“美德”,扮演的“学者角色”。但“学者角色”有两个方面:一个学者之性格,与人所的角色并不一定符合,学者的会产生的变更。晚清,学人中术的成长期,所展现的“美德”和扮演的“学者角色”,展现了学者个人性格特征,兴趣爱好与风气之间的一种辩证和复杂,外之。
  〔词〕 美德;学者角色;风气;;胡适;梁启超
  余英时在《中国近代的胡适》一,提一个引人的。他说在胡适1917年回国?提倡白话文,推动而暴得大名的,严复,梁启超等都还正当年,但与胡适,似乎“”了。余:
  1917年的中术界“时无英雄”。中国近代最人物如严复,康有为,章,梁启超等那时都还。年龄的严复是六十五岁(依照中国),年龄最梁启超只有四十五岁。但以,都已“功成身退”的阶段,在第一线了。①
   这里的是一个民术界风气迅速转问题。罗志田在《权势转移:近代中国的,与》一,通过多种说明,可以参考。②而如果一下,这里的风气的,流行和,其实又反映了界在某一对“美德”(academic virtue) 的认可和提倡,而“美德”,则常常为一学者及其学问所代表,由来扮演提倡,推广“美德”的角色。,“美德”和风气之间,了一种有机的联系。换,一种流行一时的风气,正其主张,提倡的“美德”,得到了学界中人的认可。,在清末的中国。严复,康有为曾名噪一时,引领,扮演了那时学界的角色,其主要原因甲午战争提倡论,政府,中国存亡的危机。严复通过翻译赫胥黎的《天演论》暴得大名,康有为则通过解析的“三世说”论,儒学革代言人,其万木为梁启超,陈千秋等一代学子所追捧。易,在清末中国,和提倡论的一种“美德”,学界中的,是青年学生趋之若鹜,为一种风气。
   是“美德”(virtue)?一般的解释就是一个人的“优秀品质”和“良好习惯”。而“美德”,顾名思义?则指学者所具备的理想的素质,有助其研究和治,为同仁,同行所。“美德”并非一成不变,而是的变化而变化,有助风气的和革新。风气的变更,,又常常于学者角色的。前述余英时胡适在1917年一时之选,了老衰的严复,梁启超,学者角色更换的显例。以中国悠久的,的刘知几曾,一个“才,学,识”具备,而清代的章学诚则“”。都是所的。章学诚的“”,完全替代刘知几的“史才,史识,”,美德之间,并非决然对立,而是也可能继承的。
   另外,在研究美德的,风气的转,还须学者的“角色”(persona),学者治学,“内”与“外”的辩证,复杂的。美德和风气属在的一面,对学者从学和从事研究,一种,制约的,上台表演,需要展现他(她)所扮演的既定角色。以研究,学者的治学和在很大程度上需流行的风气,学界,获得同行的认可。而与此,看到,学者的性格和治学兴趣,学者在的一面。易,即使每个学者都在治学的风美德,但讳言,的治学路径仍然不会完全(扮演同一个角色,但演出仍然)。,研究的“内”与“外”之间,可以契合的,但也有可能会龃龉,矛盾和,展学者治复杂和多变。③的急剧变化,正可以,方视角。,从美德,学者角色的角度来学人的治学,和,有助展现的风气骤变及其后续。
   需要的是,在近代西方的下,中国的历史研究客观的风气,于诸如“美德”的讨论,视其为的范畴,敬而远之。从“美德”的原义,即史家不偏不倚,客观治史,也同样提倡一种“美德”。近代与之间,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。来,科学界对科的“美德”,“科学美德”,和讨论。讨论,一个科需要一些的素质,比如虚心向学,充满,冷静客观,勇于探索,坚持不懈,利他(相信的研究对和人类)等等。④
   在理论界,莱顿大赫尔曼·家的“美德”和“学者角色”(scholarly persona),在研究,此为视角,探讨西方近代的和转型,其成果引人注目。所“美德”,与刘知几,章学诚的理论,颇有可比,也从视角比较的研究。⑤但的理论也有西方的。“美德”,主要指的是“/认知的美德”。这里的“认知”(epistemic),于米歇尔·福柯 。来“美德”,沿用了福柯的,认为在一个有一个约定俗成的“认识型”或“型”(épistémè),在很大程度上影一个学者,史家的。,“学者角色”与外的双重便体现。,从方面展开他的论述:学者的希求 (desires),技艺 (skills)和美德。⑥这方面其实构成了学者的:一个学者首先需从事研究的和,然后通过自身的興趣,研究所必需的技艺,在其治学现“美德”。    在古今中外的中,“”指的是如训诲,文笔精美和忠于方面一种平衡。,史家历史,一般都以求真为,需要文字表达的能力。司马迁的《》被誉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,内中的,其文字表述可歌可颂,脍炙人口。,的,又明确的。古的罗认定“历史生之师”(magistrate vitae),。近代早期的弗朗西斯·培根,仍然“历史”。中国古人亦“鉴往知来”“温故知新”,同样历史的能经世的功能。开创“笔法”,一个著例,被后人视作楷模。的做法是,通过《》的字句,在不歪曲历史事实的上,让和担训诲的功能,树立和表述之间的一种。
  一, “如实直书”——近代史家的“美德”?
  中外相,在19世纪了一个的,甚至可以“”转折。14世纪的了一次大规模的文艺。的,意大利者搜集,古籍,其真伪,希图其面目。而印刷术在那时开始普及,也让人重视对文献的,以求“精确的学问”(exact scholarship),,确靠的书籍。与者差不多的,则搜集文献,搜集,古董。对的,也赝品,提炼出古董真伪的,了以往的,帮助其从修辞学附庸的解放出来,成一门的学问。⑦到了19世纪?和,其标志是文字学 (philology;亦译语或文献学) 历史研究的主要,辅古文字学,古文,印鉴学和铸币学等——后者主要的真伪。易,历史研究有了一整套的,让史家和学者树立了确定古籍真伪,古董真高度。⑧
   于19世纪,史家开始,将历史基于科学研究的上,以古人为尊,而是认为的,超过了作者,以往的历史。比如·尼布尔 (Barthold Niebuhr) 正搜寻,运用和考证新的上,写作了两卷本的《史》,重构了共和国的历史,希图史家李维残缺不全的《建城的史》。20世纪史家乔治· (G.P. Gooch)在,总结19世纪发展,写作《十九世纪的历与历家》的,引述尼布尔给友人的:“历家的发现不会告诉世人比著作的”。认可尼布尔对的论断,高度评价了尼布尔的,视其为当之无愧的近代史家。受到尼布尔研究的启发和,19世纪的史家相继研究,史,以乔治·格罗特 (George Grote) 的专著。而格罗特对尼布尔十分,自承“每次提到他(尼布尔)的就兴起景仰与感激之情”。⑨
   19世纪的史,尼布尔的远不止格罗特一人。后来被尊为“近代科学之父”的德国史家波德·冯·兰克 (Leopold von Ranke) 。兰克在大学文字学,毕业在一所高级中学 (gymnasium)教书,熟悉文献和历史。,他了尼布尔的史研究,他发现,文艺的大家如马基雅维利和圭恰尔迪尼,在运欠缺详实的和,人云亦云,古今,与尼布尔的了鲜明的对照。兰克希图文艺的,马基雅维利,圭恰尔迪尼等人的著作,训诲,而歪曲了,而他同的历史小说家沃尔特·司各特 (Walter Scott),的生动,同样的真伪。兰克在其处女作《罗曼与日耳曼诸史》的序,其做法与前人的,以古鉴今,而是认为,“如实直书”(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) 是历史书。⑩主张,树立了近代的。
   兰克本人宏富,身体力行,其“如实直书”的治史。一下,谓的“如实直书”,就是同的,的。,兰克在1836年写作了《教皇史》。在其序兰克,他的著作了近代早期教皇衰微的处境,重振其。写作此书一个原因,那就是他发现了前人没过的。他告诉说,他此书的“责任就是并的”。在兰克,的教皇的并无,而维也纳的帝国现的,不一定面面俱到,却是“最和最有的记录”。B11,兰克写作史,却继承了尼布尔的,希图尽量依靠的建构历史,而依赖前人的著作历史。
   兰克的重要性,在很大程度上就19世纪树立了一种福柯的“认识型”,提倡一种作为史家的“美德”。“美德”特征的概括,还可以参考一下的意见。在《十九世纪的历和历家》中总结为三点。第尽量客观论述,中的感情。(兰克作为路德教徒却写作《教皇史》,说得一无是处,一个显例。)是“他建立了论述历史事件依据同的的”。,兰克历史尽量依据,而综合,二手著作的。第三是仅运用,,还主张通过各种手段,考证,核实的真伪和。B12一言以蔽之?兰克所建立的“美德”,就是史家需要历史,建立在,原始的基礎之上,冷静,平实的笔调和客观的写作。    在19世纪的德意志,像兰克重视搜集和的。比如1819年《德意志集成》(Monumenta Germaniea Historica)的编纂,便由普鲁士家里希·施泰因 (Heinrich Stein) ,第一任为与兰克同年的史家格奥·茨 (Georg Pertz),任则是兰克的大弟子格奥·魏茨 (Georg Waitz)。《德意志集成》的编纂一个样板,由佛朗索瓦·基佐(Franois Guizot) 主持了《集成》(Collection de documents inédits sur lhistoire de France)。政府了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纪编和文献》(《卷档系列》Rolls Series)的编纂,于1860年代开始。那的著作,,每部都洋洋大观,史家能利用的非常。的19世纪的是“历的世纪”,与那时史家所表的高度生产力。而那时的高,近代确立的,其特征表史家,的和。B13需要的是,以上对近代史家“美德”的概括,从论的层面兰克的,而兰克本对政府热衷,其实体现了他的一种历史哲学。近代的兴起视作勾勒近代世界历史的主线。兰克本人并非的考证派,他的也不此,篇幅,无法赘述。B14
   简,兰克的,主要两个方面,单位(世界)历史的,二历史书,文献的搜集,考证,然后在的,尽量采取不偏不倚,冷静客观的。这里日本的近代化为例,一下近代史家“美德”如何全球。一般人,日本的近代化始自明治维新。明治政府在1868年成立,翌年便由天皇出面下令编纂史书,是“速正君臣名分,明华夷之辨,以树立之”。B15,了“正史”编纂的。明治政府此建立了修官方,所的大都是汉学之士。但编史,并顺利进行。欧风美雨的,日本学界的开明正,提倡治史。福泽谕吉《文明论之概略》,提倡“文明史”的写作?。修的成员如重野安绎,风气所,对近代产生了兴趣。修匈牙利史家乔治·策而非 (George Zerffi)撰书西方的科学,东京大学在建立邀请兰克学派的后人路德维希·里斯 (Ludwig Riess)为,均为日本近代化,职业化过程中的主要事件。里斯在东京大授课,以“论”为主要,文献的和客观为史家的,推广了依托于兰克的“美德”。1889年日本历史成立,了《杂志》,与德国的专业刊物(Historische Zeitschrift)。而重野安绎在出任第一任日本历史会长时,发表了与兰克相似的演说:“将历史与一体者,但历史研究应,若与历史,则大失历史之”。他的演说《治史者,其心须至公至平》。需要剔除个人好恶,突显史家,运用时客观冷静的“美德”。B16
  二, 从通论到考证——中国近代“美德”的
  上面以日本近代为例,近代的“美德”如何传至圈,界,有两个原因,均与中国自晚清到的转型。其中国,近代化的过程中,与西方的,也与日本了不联系。譬如现代汉语中便有大量汉词,乃至“历史”日人所用来对接“History”。其二是在19世纪,都受到西方强权的冲击和的侵蚀,但中国幅员辽阔,显赫,首当其冲,受创。种种都在近代化的过程中,比较的反映,显的。
   中国一直大陆的中央,为中华圈的中心。其泱泱大国的了自我中心的,儒家的“华夷之辨”,表现。自19世纪,中国开始到西方列强的崛起,威胁到了华南沿海和,西北边疆,引发了边疆研究。在鸦片战争中,清王朝一败再败,让一些到,研究西方之。林则徐,,徐继畬,王韬等相继编著和写作了以西方为主,其他的世界史著作。但“华夷之辨”的,将中国。换,著作有助国人“开眼看世界”,但仍然视为外夷,与“中国”(中央之国)不同等的。情形在甲午败于日本,有了的改变。康有为,严复,梁启超等人提倡变法的性,中国与强盛的西方和羸弱的奥斯曼,波兰等国较,来诠释,论的。作为“中央之国”的中国被视作世界上诸多国的,危在旦夕,亟待,以求。
   如果说19世纪中叶的中國与日本,都受到了西方强权的冲击,被迫结束闭关自守的,那么到了该世纪的下半叶。在,军事和等方面,均已了的。日本在甲午战争中一跃而起,击,是一个众人的。而日本,近代化的,也重视。比如学的主流,在18世纪引领,但到了19世纪上半叶。衰微,为今文经。而流传,的“时间差”,学日本从18,19世纪之交开始,日本史家(比如上面提到的重野安绎)在接受,西方的,更从出,衔接兰克对搜集和批判的。B17明治政府建立修,,也编纂出日本,最后解散,东京大学,成立编纂所,。B18编纂所的,主搜集,和为主。日本史家也,与《德意志集成》的仿。B19,在程度上,日本近现代史家将兰克倡的“美德”推向了一个极端,径直以的考证为历史研究的主要了。    同期的清末中国,界的风气以论的学理为,古今的,通论,并不孜孜以求的搜集和考证。梁启超在19,20世纪之交,写作了中国历史,,宗教,等,的,引领一时之。比如1902年《新》的,《中国史叙论》,通盘讨论中国历史的特征。写作《新》的,梁启超也写作《论中术变迁之》,让包括胡适在内的青年学子引颈而望。一点说,那时梁的甫一,笔墨,们便能一睹为快。B20梁启超还用同样的取径,写作了其他,比如《中国专制史论》《生计学沿革小史》《论中国之品格》等等。B21
   如果说梁启超的通论式代表了一种“美德”,为一种风气,是他的治学路径获得了其他人的响应。易,那时的中界,其“美德”便以汪洋恣肆,通论古,了一种强盛的风气。清末中国刚刚的近代界,像梁启超希图对中术做通盘解读,和的,少数。譬如1905年创办的《国粹学报》。便刊载了多篇与梁启超取径相似的论文。,出生于上海,后留学日本的邓实,为《国粹学报》的中坚。该杂志的第便著有《原论》,中国像其他,经历了一个从到的过程。邓实,,远古的中国了“鬼神学派”,类似宗教,然后“术数学者,起于鬼神,既有鬼神矣,则欲以推测鬼神之其吉凶祸福,而数。术数者?之渐也”。,邓实在《国粹学报》上继续类似“通论”,像梁启超,地勾勒中国变迁之。在,三期的《国粹学报》上,邓实发表了《微论》和《通论》,前者在“术数学派”“鬼神学派”,中国了“老,孔,墨,皆起于之季,而同导源于周之史官,巍然为神州三大”。后者一直讲到明末,然后概括道:神州之,“大抵以儒家为质干,。舍儒,无学问,舍,无诗书”。,邓实并不认为中国以儒家,长治久安。他,“一治不复乱,一盛不复衰者,盖末繇也”,主张,。B22
   在《国粹学报》的作者群中,用的中术,的者,邓实一人。譬如黄节著有《黄史》,接受了中国人作为黄种人的视角,并来中国历史的。刘师培(笔名刘光汉)则,写作了《古学论》《古学史官论》和《孔学真论》,陆绍明发表了《论之变迁》《史注之学论》《史家宗旨论》等“宏论”。,专门的论述也见,但疑问,,的“通论”是《国粹学报》那时所刊论文的。B23
   《国粹学报》的同仁,采取治学手段,为的是从,发展的角度来发现中国的国粹,以求重振,。以黄节为例,他写作《黄史》。他像梁启超,到西方近代单位,一个的。他提到史家于1900年在柏林召历史科学大会,其“提倡帝国,造新为历史家第一”。之下,黄中国四千年的旧史,只郑樵著有《氏族略》和罗泌《国名纪》,提到黄帝为国。他痛陈:“吾读旧史四千年来,其心于种族之变迁盛衰大概者,惟二子之书而已,!”他的结论是,“吾四千氏有一传记,之历史。虽使种界,而群治不进”。这里黄节对儒家的“华夷之辨”也提,认为无助之。总之,写作《黄史》,是为中华。B24
   以上的可以,20世纪的中术界,的是用论的,勾勒,和总结中术发展之。风气十分强劲,让所为之,吸引,趋之若鹜,。比如那时学生辈的胡适,毛泽东,梁启超的忠实。胡适的改为“适”,“适者生存”,论之深入人心。而梁启超的,《国粹学报》的同仁章太炎,也在那时同样表示了写作的兴趣。章在读了梁启超的《新》,给梁,对梁启超的深表赞同,相似之意图:
  有修《中国通志》之志,至此材料,,兴会。……窃作史,若专为一代,非独难发新理,而事实亦无由调查。惟通下,不必以褒贬人物,胪状为贵,所重专在典志。则,,宗教诸学,一切可以熔铸入之。……然所贵乎者,二方面:一方以发明衰微之原理为主,则于典志见之;一方以鼓舞民气,启导为主,则亦必于纪传见之。B25
   但有趣的是,以梁启超,邓实,黄节等人所开创的风气,在晚清中国叱咤风云,盛行一时,但差不多 ,自胡适回国的(1907-0325),风气开始了的改变。胡适,论被视为一种理论,但其实一种 ,“祖孙的”。
  的观念,达尔文,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。哲学是最守旧的,这六来,哲所用的“”观念仍海智尔(即黑格尔)的观念,达尔文的《物种由来》的观念。到了实验一派的哲,方才把达尔文一派的观念哲学;拿来哲学上的问题,拿来讨论真理,拿来研究。观念在哲学上的,便发生了一种“历史的”(The genetic method)。怎么叫做“历史的”呢?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;来的,变到现在的:这就是“历史的”。B26
   从表面上看,胡适仍然在论的原理,认其为治路径。但谓“历史的”,則论的层面,对事物的从的角度追溯和考证,而发表的通论。胡适回国,首先了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上卷,以哥伦比亚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改编。从书名上看。 他的做法似乎中国哲概览,似乎了晚清的。但如果容,便能发现的。首先。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概括的到战国,从到韩非,属于专著的,而像晚清学人的著作,文章常常不到十页,但会讨论中术在世纪中的。是胡适的取径,突显了其论层与众。胡适在书的中,哲学研究的有方面:宇宙论,论,伦理学,教育学,学和宗教学,包罗万象。而他这属于哲学史,而哲学史的又分为“”和“专史”。胡适明说,的区分,他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属于“专史”而“”。(胡适明确的著作是“专史”,认为有助认识他“学者角色”,外两个方面,将在下一节再论。)胡适再进一步哲学史研究实有:“”“”“评判”,并讨论了中国哲几大发展阶段,将为“”“”和“”。B27    读到,一定会觉得胡适此书将会以这方为主。若果真的话,那么胡适这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与梁启超等人已著作类似,不会体现其独特和了。但胡适在了哲和哲学史研究的,笔锋一转,开始讲“哲学史的”:
  上哲学史有:,二是,三是评判。哲学史先须,方才可望这。,叫做述学。述学是用正确的手段?科,的心思,从所,求出哲的行事,沿革和学真面目。B28
  胡适然后,在中国写作哲学史,首先需“述学”的,“古人读书细心”,“述学”之难。难处现存的不可靠,古人不知道其实分为“”和“”。胡适的“”和“”,类似兰克的和二手之别,前者作者本人,后者则是,后人的转引,转述或评论。区分了的及其,胡适了“述学”之难,“中国人作史,讲究。官書,都可作,全材料是否可靠。却不知道若不可靠,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”。结论,他前人作史在运用上的和谬误。B29
   胡适的论述,为的是引出中的,那就是他给的“之法”和“之法”。前者包括了,后者则由“校勘”“”“贯通”,篇幅,详述。胡适在其的最后,对如何“述学”一下总结,在此:
  理想中,要做可靠的中国哲学史,必用这几条。第一步须搜集。第须的。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。第四步须把可靠的重新:本子校勘完好,次把字句解释明白?最后又把各家的书领会,使的学说,都成有有统系的哲学。,方才“述学”两个字。
  胡适,只有的,然后“”“”和“评判”,完成哲学史的研究。最后说:“我特地把做哲学史的。呢,我国中学者用来评判书;呢,我更将来的学者用来做更更精确的《中国哲学史》”。B30
   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结尾,表示他提倡一种“美德”,将搜集,和谨慎地及,作为治,言的“”。,但在参考书引用了西方学者的论述,比如德国哲·文德尔班(Wilhelm Windelband)的哲学史著作及论的流行读物,史家-维克多·诺瓦(CharlesVictor Langlois),·瑟诺博司(Charles Seignobos) 《原论》的英译本(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story),还在感谢词中提到了清代的大家王念孙,王引之,俞樾,孙怡让及俞樾的弟子章太炎。文德尔班在其《哲学史》(History of Ancient Philosophy)中对哲学史家的作了:“第一,哲学就是历史的科学。仔细检讨,利用文字准确性构建哲,不偏不倚地进行研究”。B31与胡适的主张十分。,胡适在几次,重视考证的做法,就是清代的,提倡“述学”,意图中西,重申和发扬。其实他的英文博士论文,后来以《先秦名学史》,便开头:“哲学是受其制约的,也就是说,哲发展依赖于的。方的哲学史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”。B32胡适在了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又写了《清代学者的治学》等文章,考证,,校勘和的,之归结为十个字: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”。B33
  三, “学者角色”的双重性与晚清,与外
  那么,胡适“国中学者”“述学”的评判他的著作,并也同样的治学,是否获得预想的呢?从及的中术发展,胡适倡的“美德”,获得了学人的认可,了一种风气,了晚清学人偏通论,。首先。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,得到了北大,晚清进士蔡元培的赞扬。蔡为该书的序言完全赞同了胡适的,中术的难处有二,不可靠,二是的记载。他也十分地,胡适这本著作有四大特色:“的”“扼要的手段”“平等的眼光”和“的研究”,十分到位。而蔡元培的,更他将“的”,胡适考证的“述学”,视为第一个,并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有三分的篇幅,都在讨论方面,“可以表示个人的苦心,并且为后来的学者开无数”。换,蔡元培理解胡适写作此书的用意,积极认同“美德”,认为胡适有首创。B34
   而看出胡适用意的,还不止蔡元培一人。晚清学界的领袖梁启超对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也到位的评论,胡适“全从论方面,得异常,我这方面,认为是”。这里的“论”,其实就是认识论,治论。梁启超也蔡元培的,认为胡适之于有开创。梁启超清楚胡适将“述学”作为“”的用意,本人表示如果为“的点”,而不重视哲的,那偏宕和。B35,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在考证方面至深,指中术发展的一个新方向,为蔡元培,梁启超等明眼指。与蔡元培的高度赞扬,梁启超对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评价似乎有些微。他其实,并自1922年开始写作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。从书名,其书很像一项专题研究,与梁写作的路径。更思的是,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中有“的蒐集与鉴别”一章,引用了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研究。B36    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的之作,它有助将的“述学”(之,)树立为一种“美德”,推广成的一种风气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一时洛阳纸贵,,让胡适感叹道:“哲书,在,能于两个月,这是我梦想到的事。意外的,使我心里欢喜感谢,自说得”。B37
   如果说胡适在1919年为该书的大卖点喜出望外,那么到了1927年。他则大言不惭,径直:
  中国治哲学史,的人,件事(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的——引者)要算中国一件大幸事。这书的功用中国哲学史。国内研究门学问的躲不了这书的。凡不和的,我可以,休想站得住。B38
   这是何等的豪气!
   但胡适是,该书不久,胡适的北大就成立了门。1923年《季刊》,时任部主任的胡适发表了《季刊发表》,将“国故”列为。,学问的主要體现在两个方面:“材料的积聚与;材料的与贯通”。B39赘言,他将写作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时提倡的研究,延伸和用于研究中术,而他也自然而然地这场“国故”运动的领袖了。
   胡适的“国故”运动,是新运动的一个,有蔡元培的肯定,也得到了与他留美回国的北大何炳松的。1928年何炳松了《新义》。何炳松在,20世纪,中外的著作,但差强人意的却阙如。然后何炳松,其实中国的中,刘知几,郑樵和章学诚有的论述,参考。但饶有趣味的是?该书的最后却,“吾者,一方鉴于吾国史家如章学诚辈之,一方又鉴于近人西洋之皆属之;遂误现想上之史著当,其他文献似均可付炬”。而何炳松的是,其实“独尊”。B40何炳松的,实际上晚清学人导的学风,表示了一种和不满,了胡适写作专著,重视的“美德”。何炳松写作《新义》也主要是讨论历史研究的,,是其主要。
   相较,胡适“美德”的最的者,是北学生顾颉刚和傅斯年。但最初都有些怀疑。顾颉刚道,胡适给上,课上的都怀疑:“他是一个从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,如何能到大学里来讲中国的?”顾颉刚开始也有同感。更有甚者?胡适开讲,只字未提以前的事,直接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?这使学生们大感惊异。在胡适,原因很简单:他办法周朝以前的材料。然而,对他的学生来说,“截断众流”的做法们十分,对中国上古“三皇五帝”的习常。然而,胡适后来使学生接受了他的新取向。顾颉刚似乎是胡适到的第一人。几节课后,顾颉刚告诉他的:“他虽伯弢(陈汉章——引者)读书多,但在裁断上是的。”顾颉刚又让的傅斯年去旁听,傅也认同了胡适的学问和教学。B41胡适将论从理论为,为顾颉刚,傅斯年等旧学深厚的学生所,之视为科学,推广。顾颉刚毕业,与胡适,钱玄同讨论古史,的真伪问题,掀“古史辨”运动,的。,胡适能中国近代的一代祖,他的北大和学生很有贡献。
  胡适疑问是科学治史的“美德”的开创者。而他能扮演一个“学者角色”,主要是他考证之,并“美德”需要和展现“大胆的假设,小心的求证”的。但的是,“角色”(persona)源自文,其原意有“面具”(mask)的意思。换,一个人在台上演出扮演一个角色,其特征并不一定与他本人的和原意相符。上面提到,胡适在学生,对梁启超写作《论中术变迁之》通论中术发展史的十分敬佩,。他的博士论文的英文如果直译,就是《中国之发展》(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),后来译成中文的是《先秦名学史》,这两个书比较切题,显他博士论文的,那就是一个。但胡适在1919年其博士论文,为中文的,却题名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?让人觉得关中国哲学发展的通论。而为“的”,但也哲学史的,就是要“”“”和“评判”。更的是,中:“我做这部哲学史的最大,把各家的哲学融会贯通,要们各成学说”。B42从现存胡适的,无法找到当年他书名的。胡适的,会是哗众而选用了一个类的书名(上面提到,该书的畅销,所料),该书第一版的,还加了“”两个字,说明他有心向,此书了哲学;他将在写作其续作,完成《中国哲学史》的。
   换,胡适在,一定科学重新写作中国哲学的意愿。但众所周知,他也完成此一宏愿。,胡适在扮演了科学证史一个“学者角色”,其列为“国故”的主要,但扮演角色并他的原意——这么做其实与他个人治偏好和路径。自那时,研究胡适的汗牛充栋,含有真知灼见。学者敏锐地,胡适经历了哲,其实对文献更有兴趣。譬如余英时:“胡适的和终点都是中国的学”,可以不刊之论。B43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将各家学说“融会贯通”的,但后来成了一种“”,他的“癖”,觉得必首先从事的考证和鉴别,可以的著作,却有三分的在讨论的真伪及如何“述学”的。后来胡适还用同样的手段了《红楼梦》《》等小说,自始至终也改变的“癖”。    评价胡适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需要将之与冯友兰的著作较。翟就是,专著《冯友兰学思生命前传(1807-0349)》。翟“胡适虽以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()而‘暴得大名’,但胡适究其实一个历史家而哲。极狭隘的泛科学出发,胡适对一切形而上学不仅会心,兴趣,避之还唯恐”。翟专心研究冯友兰,对胡适的有此评价,有些。所言反映了哲学界的一个共识,的哲金岳霖亦认为“西洋哲学与名学”其实“非胡之所长”。B44
   以上讨论的,并对胡适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及胡适的学问做一评价;说明“学者角色”有,外——学者的初衷,路径和成果,并不完全一致,而是一种双重性。现象的并非胡适一人。如上所述,在20世纪,章太炎曾向梁启超表示,他也写作中国。但与胡适的情形类似。章后来并无的著作。,章太炎的第,名为《》,与梁启超的《新》差不多,的是型的论文。,像梁启超,章太炎那时也论的,的概念,出发,以“原人”“民数”和“原变”讨论人类历史的,过程,其写作路径与学者类似。章太炎对儒家学说在的也一种的,于“”“儒墨”“儒法”“儒道”“儒侠”等篇,抑孟,将儒家他诸子学说相提并论。在《》的重中,章太炎又增加了“订孔”篇,对儒家学说。B45章太炎参与了《国粹学报》的,受到邓实等人学风的,开始发表一些“通论”,但主是以讲演为。即便,他的主要演讲集《概论》的,仍“治的”,重视文字学(小学)的考证,为胡适,顾颉刚等人所欣赏而。B46
   与章太炎的治学对照的则是梁启超。胡适发表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。树立考证的“美德”,梁启超视其为“之作”,效仿,写作了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及其补编。书名,这是专著,与前的。梁启超在“”中了他的意愿:“曰:‘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’。吾治史所持之器,大略在是。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,用此以创造史”。换,梁启超探究之论,其与胡适可比。如果细读此书,发现梁的“旧习”全改——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专著,容则海阔天空,包罗万象,更像中外及的。梁启超写作此书,从侧面了胡适因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提倡考证开始执界之牛耳,开创了风气,其“美德”表对的,。梁启超之写作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推动了主张的风气,他的治学于论述,与章太炎,胡适的。
   作为的结论,想的是,风气,安东尼·葛 (Antonio Gramsci) 的“霸权”,产生了一种的,让那时的都向其,希图扮演同样的角色。上面所说胡适写作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梁启超在1922年写作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,都趣的。钱穆在早年写作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和《先秦诸子系年》,而为顾颉刚,傅斯年,同样是一个很。从钱穆后来的治学兴趣,他对通论论述更有兴趣。自他写作《国史大纲》开始直到晚年。写作了大量对中术,方面通盘论述的著作,与他早年写作《刘向歆父子年谱》和《先秦诸子系年》,在上 ,甚至大相径庭。B47可见,学者之治学,常常受到一时风气的。受此,会向风气,展人所认可,的“美德”,从意地扮演的“学者角色”。但“学者角色”又有两个方面:一个学者之性格,与人所的角色并不一定符合,学者的会产生的变更。晚清,学人中术的成长期,所展现的“美德”和扮演的“学者角色”,展现了学者个人性格,特征,兴趣爱好与风气之间的一种辩证和复杂,外之,重视并进一步深究。
  ① B43 余英時:《中国近代的胡适》,氏著《中国的现代诠释》,台北:联经,1995年。第507-031,572页。
  ② 罗志田:《权势转移:近代中国的,与》,武汉:湖北人民社,1999年。是该书的最后两篇论文,第307-035页。
  ③ 学者“角色”的讨论,参见Lorraine Daston & H. Otto Sibum, “Introduction: Scientific Personae and Their Histories,” Science in Context, 16:07-03 (2003)? pp.07-03. 主科学史为,科角色的和。另:Irmline Veit-Brause, “The Making of Modern Scientific Personae: the Scientist as a Moral Person? Emil Du Bois-Reymond and His Friends,”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, 15:4 (2002), pp.07-03.
  ④ 同上,并见Steven Shapin, The Scientific Life: A Moral History of a Late Modern Vocation, Chicago: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, 2008.   ⑤ Dawid Rogacz, “The Virtue of a Historian: A Dialogue between Herman Paul and Chinese Theorists of History,” History and Theory。 58:2 (June 2019), pp.207-037.
  ⑥ Herman Paul, “What is a Scholarly Persona? Ten Theses on Virtues,” History and Theory。 53 (Oct. 2014), pp.307-031; Herman Paul, “Sources of the Self: Scholarly Personae as Repertoires of Scholarly Selfhood,” Low Countries Historical Review。 131:4 (2016)? pp.107-034. Herman Paul, ed., How to Be A Historian: Scholarly Personae in Historical Studies, Manchester: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, 2019.
  ⑦ 王晴佳:《西方如何完成其近代转型?——四个方》,载《大报》2016年第4期。
  ⑧ 参见恩斯特·伯伦汉:《论》,陈韬译,上海:上海古籍社,第07-03页。
  ⑨ B12 :《十九世纪的历和历家》,耿淡如译,:商务印书馆,1998年。第107-036,207-035页。
  ⑩ 兰克:《近代史家批判》,孙立新译?:大学社,2016年。兰克的“如实直书”,见Leopold von Ranke,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, ed. Georg Iggers, London: Routledge, p.86.
  B11 Ranke,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, pp.07-03.
  B13 参见王晴佳,李隆国:《史》,:大学社,第207-035页。
  B14 参见Georg Iggers, “The Image of Ranke in American and German Historical Thought,” History and Theory。 2:1 (1962)。 pp.07-03.
  B15 引自太郎:《日本的修史与》,沈仁安,林铁森译,:大学社,1991年,第166页。
  B16 永原庆二:《20世纪日本历》,王等译,:大学社,2003年,第07-03页。日本近代化的,见格奥·尔斯,王晴佳,苏普里娅·穆赫吉:《全球史》,杨豫,王晴佳译,:大学社,2019年,第107-030页。
  B17 王晴佳:《兴衰与近代化的异同》,《理论研究》2006年第1期。
  B18 Margaret Mehl,History and the State in Nineteenth-Century Japan? New York: St. Martins。 1998。pp.07-03; 永原庆二:《20世纪日本历》,第07-03页。
  B19 见日本史學會編:《本邦史學史論叢》上卷,東京﹕富,序,第 2页。
  B20 胡适:《四十自述》,《胡适文集1》,哲生编,:大学社,1998年。第07-03页。
  B21 梁启超的《梁启超全集》第2,3卷中,:社,1999年。
  B22 《国粹学报》,台北:文海社重印,1976年,第1期(1905),第07-03页;第2期(1905),第139页;第3期(1905)。第276页。
  B23 比如陆绍明写过《通议》,但题名,其取径也以“通”为主?。以上论文,见《国粹学报》第1期(1905),第07-03页;第8期(1905),第807-035页;第10期(1905),第1107-0389页;第11期,第1207-0381页;第17期(1906),第2007-0368页。
  B24 黄节:《黄史》,见《国粹学报》第1期,第43页。
  B25 章太炎:《章太炎生平与自述》,南京:江苏人民社,第07-03页。
  B26 胡适:《实验》《问题与》,《胡适文集2》。第207-039页。
  B27 B28 B29 B30 B37 B42 胡适: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上海:上海古籍社,第07-03,7,07-03,07-03,18,22页。
  B31 Wilhelm Windelband, History of Ancient Philosophy, trans. Herbert E. Cushman ?New York: Charles Scribners Sons, 1898,p.6.
  B32 Hu Shi (Shih),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,New York: Paragon,p.1.
  B33 胡适:《清代学者的治学》,《胡适文集2》。第207-034页。
  B34 蔡元培“序”,胡适: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第07-03页。
  B35 见胡适: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,耿云志的,第12,16页。
  B36 梁启超:《梁启超三种》,香港:三联书店,第07-038页。
  B38 胡适:《国故与“打鬼”》,《胡適文集4》,第107-038页。
  B39 胡适:《季刊发刊》,《胡适文集3》,第07-03页。
  B40 何炳松:《新义》,上海:上海古籍社,2012年,第10页。
  B41 顾颉刚:《古史辨》,石家庄:教育社,第07-03页。胡适的北哥伦比亚,后来的冯友兰也对北教学及其著作的有类似的。见《三松堂》,《三松堂全集》第1卷,:人民社,1985年,第107-033页。
  B44 见翟:《冯友兰学思生命前传(1807-0349)》,台北:“中研院”近史所?2007年,第107-036页。
  B45 章太炎:《》初和重,《章太炎全集》第3卷。章太炎,胡适“学者角色”的双重性,参见Q. Edward Wang。 “Interpretative and Investigative: the Emergen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odern Scholarly Personae in China?” in How to Be A Historian: Scholarly Personae in Historical Studies, pp.107-039.
  B46 章太炎:《概论》,上海:上海古籍社,1997年。
  B47 参见王晴佳:《钱穆与科学之离合(1907-0350)》,载《台大历报》2000年第26期。
  (责任:许丽梅)
:https://www.acadtouch.com/4/view-15197855.ht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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